◇王祖友 李乃庆

(上接3版)
捐资纳粟出仕,以“仁厚爱民”闻名,被汉宣帝赞为“贤人君子”;张咏出身贫民之家,因科举考试出仕,以“智略神出”蜚声,不仅是“世界纸币之父”,丞相韩琦赞他为“一代伟人”。并且,汲黯、张咏都在淮阳为官,卒于任,葬于淮阳。黄霸是淮阳郡阳夏人,也葬于淮阳。之所以选择为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家庭出身、不同出仕渠道的廉吏立传,一是因为敬仰他们清政为民的施政理念和风采,让他们走出历史的深宫,成为当代人争相效仿的远隔时空的朋友;二是鼓励今天出身和成长环境不同的青少年都要像他们那样,立志报国,有所作为,为民服务;三是让今人和后人铭记历史,铭记先贤,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传承优秀文化和美德,增强文化自信。
王:我认识到您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您能谈谈当代作家的社会功能或者历史使命吗?
李:我曾经在《文艺报》发表这三部曲的创作谈,题目是《作家要用作品担起社会责任》,文中特别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从猿到人,从愚昧到野蛮到文明,虽然已经进步到今天文明程度,但仍然在发展过程中,真善美假丑恶具存。作家虽然不一定都具备行政权力,但也是重要的社会一员,既然称得起“家”,就应当为社会的进步担负起一份责任,那就是通过作品服务于社会,扬善除恶,树浩然正气,传递正能量,不然,作家就不配为作家,作品就成了毒品。
王:您对文、史互鉴很有体悟吧?能说道说道吗?
李: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我有这样的看法:纯虚构小说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演绎,但历史小说必须尊重历史。纯虚构的小说尽管人物、事件、故事是虚构的,但反应的也是这个时期的“现实生活”,否则,不会被读者欢迎。一个负责人的作家要写历史小说,就要对历史负责。每个朝代,它的发展进程都是纷纭复杂的,书写这个时期的人物,就要认真考证和分析它的背景、环境、各种人物关系,不然,就不能“准确”地再现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史料是我们了解历史的重要依据,但是,它是官方的东西,往往会有官方的色彩。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有力的文物“证据”和读到的分析、思考,仅仅依据史料去演绎,很难得到读者的厚爱。
王:后现代主义认为不仅文学是虚构,历史也是。以福柯的概念,我们应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而该种论述,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换句话说,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亦并不是对于过去的事件的单纯的记录,故有“历史的文本化”之说。德里达也说:“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都透过这种结构再理解整个世界。您怎么看?
李:我不赞同“不仅文学是虚构,历史也是”这个观点。文学的虚构指人物和故事,但离不开书写对象所处时代的“现实”。历史指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虽然因为多种因素造成史实的记载有出入,但不是虚构。我赞同福柯的观点:我们应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而该种论述,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当然,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历史的解读会有差别,但大的史实是不会改变的。
王:您的处女作《赶集》一经发表,就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也受到了行业专家的高度肯定。您还记得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心情吗?
李:作为文学爱好者,作品能在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发表,无疑是对作品质量的肯定。当我接到《梁园》采用的通知后,心情是无比激动。收到刊物后,更是忍不住向家人和朋友报喜。它的意义不仅是发表了一篇作品,重要的是有人肯定了自己的“水平”,让我很有成就感,更坚定了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王:您在任博物馆馆长期间接待了多位国家和省部级领导人及各行业专家,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故事吗?
李:我任博物馆馆长期间,先后接待并为之讲解的国家领导人有温家宝、李克强、李铁映、张思卿、陈全国、陈奎元及魏巍等作家和各行业的专家,因为故事太多,不能一一赘述。我曾经写过回忆文章《国家领导人的博学和格局》,其中有这样几个故事。2000年2月2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同志陪同下,在下农村调查后,参观太昊陵。我作为馆长,全程陪同并讲解。温总理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旅游鞋,因为前天下了一场大雨,田地里的土都还很湿,他的鞋上粘满了泥。这时的天气还很冷,他上身穿着一件带黑绒领的、非常普通的半大衣,这大衣确切地说是一件大袄,很胖,也不是新衣。看他的穿着,和农村的支部书记没什么区别。大家都一致赞叹:没想到温总理这么朴素。不仅如此,他没有一点架子,而且很随和。见状,我跟他开玩笑着说:“温总理,1997年6月朱镕基总理来视察的时候就拨款维修太昊陵,您来一次不容易,也要拨一些呀。”听了我的话,温总理步子慢下来,他想了想,却朝我笑笑说:“可惜,我不管这一块儿啊。”参观临近结束,我又提出一个要求说:“朱总理来的时候题词‘羲皇故都’,您来了不题词怎么可以呀?”陪同的领导们见我这样大胆提要求,都笑了。李克强书记也笑了。温总理停顿了一下,说:“朱总理题过了,就代表了。”
2000年10月25日,刚从西藏自治区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陈奎元同志,上任没几天,就先到淮阳太昊陵拜谒太昊伏羲。我陪他参观到统天殿,即供奉伏羲圣像的正殿,站在伏羲的塑像前,他看了看伏羲双手托住的八卦盘,说:“这八卦的卦序放错了。”听到这里,我不禁一惊,心里说:不会吧?没人说不对呀!但是,定睛一看,不禁哑然:确实是错了一个方位。这八卦盘不是固定的,原来是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时不慎把它给动了位置。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如果不是有渊博的知识和对八卦有研究,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2001年4月16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视察太昊陵,当我向他谈到要恢复太昊陵原貌时,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接着,看了看陪同的市县领导说了一句让我至今不忘的话:“这个地方的建设,不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而是专家说了算。”
2003年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视察太昊陵。此时,我运作的太昊陵保护规划虽然被国家文物局批复了,因为耗资巨大,这时还没有实施。这天下着小雨,我们走的都比较慢,气氛也比较宽松。于是,我再次谈到了太昊陵恢复原貌的事,一是想听听县领导的意见,二是想听听李铁映副委员长的看法。在讲到资金困难时,有一领导说:“县里资金不足,可以引进外资嘛。”当时,各地都在引进外资搞建设,这领导说出这话,也无可非议。不料,李委员长停了下来,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地说:“那不行,这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陵庙,怎么能用外资修复?华人谁修都行,用外国人、外资来修不行。”听到这里,我不仅对委员长肃然起敬:是啊,中华民族祖先的陵庙靠外资、或者叫外国人修,岂不有失民族尊严?我们作为龙子龙孙,岂不愧对祖先?站位不一样,看问题的高度就不一样。
王:您曾经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其中有哪些是您特别难忘、珍惜的?
李:我对荣誉看的很淡,不再说。我看重的是作品能否受到读者的喜爱,能否给读者输送精神食粮。所以,当看到我的作品被盗版时,虽然对盗版者心怀忌恨,但内心却很高兴:说明有人喜欢。当看到作品被电台连播和一次次再版时,心情也是这样。如果非要提荣誉,唯一想说的就是因主编并创新《淮阳县志》(1988-2008)编纂,2010年被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授予“河南省地方志系统特殊贡献者”“河南省地方志系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因为这次志书的编纂是续志,而不是通志,如果按照通志的编纂方法,旧志中很多遗漏和记载错误的地方无法记入志书中,所以,我创新编纂方案,即采取通志和续志相结合:大事记按通志的编纂方法从古记载到今,其他则按续志的要求编纂。这一创新编纂方案在全省被得到推广,也是对修志工作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