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铁梁

        （上接84期4版）      
        三、伏羲从天水往中原迁徙的气候原因。
      
        气候的变化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影响着原始人类食物的获取，甚至影响着人类生存。一万年以前，中国大陆终于跨过了寒冷的第四纪冰川的大理冰期。地球终于迎来了难得的温暖气候周期——全新世。气温普遍上升，地球冰川融化，海水涌上陆地，海平面升高，大面积的沼泽地出现。
        全球气候也普遍向温暖的方向发展。大体说来，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气候的变化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升温期，距今9000-1万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初期。东北地区喜冷的猛犸象、披毛犀等已绝灭，东北南部和华北广大地区普遍发育了以松、栎、蒿、菊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显示出气温开始由干凉向温凉转变。但大部分时间内仍较干凉，估计年均温比现代稍低。人类开始由山麓高地向平原地带转移，走出岩洞，营建聚落。华北和华南都开始出现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这正处于远古人类的渔猎时期，原始农业已经萌发，人口增加，人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人类社会开始出现文明的曙光。
        2、最暖期，距今约5000-9000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华北地区出现了以栎、榆、柳等落叶阔叶树为主的森林草原，这一时期总的状况是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降水和气温条件好于今天，估计年均温高于现代2℃左右。随着这一时期温暖湿润区域的不断扩大，人口增加，人类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海岱地区的远古先民向北方的辽东半岛、西方的黄河中游、南方的淮河流域一带迁徙。在辽宁查海以及甘肃天水大地湾都出土了7000-8000年前的古文化遗址，尤以大地湾文化最为辉煌。这一时期的远古人类由渔猎时期向畜牧时期过渡，原始农业已经起步，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3、降温期，距今约4000-5000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区的植被变为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还出现较多适宜于草原环境的斑鹿、牛、羊等种类。这表明气温下降，开始向干凉的方向发展，估计年均温大体与现代接近。随着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各地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不断增强，文化进一步发展，原始农业进入兴盛时期。人类文化发展变化受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人类普遍喜欢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地区，以便获取更多的食物。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得干凉，气温的下降，迫使西北方原始居民开始向东南移动迁徙。西北和北方文化大规模的南迁，进一步加快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来自于西北的伏羲部族与繁衍于海岱、豫东地区的太昊部族，在淮阳交汇，形成太昊伏羲部落联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伏羲向中原迁徙是由于东西方文化交融促进的原因。

        天水处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河西走廊的东部，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开始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节点。根据韩建业教授的观点：最早阶段的东西文化交流，在新石器时代或许就已经出现，但证据并不充分。就彩陶来说，中国和西亚都至少产生于8000年以前，至6000年左右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甘肃、中原及其周边的庙底沟时代诸文化，东欧地区的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和中亚南部的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当中，都开始流行圆点、勾叶、三角纹彩陶。东西方之间早期的文化交流，较明确应该从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铜石并用时代开始。
        甘肃天水大地湾四期文化的一件穿孔石器，上面涂有红色颜料，被推测为权杖头。而权杖头是早期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伊朗北部的锡亚尔克二期文化就有球状石权杖头，有向东传播的可能性。公元前3500年稍后，在甘肃武山傅家门、天水师赵村等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遗存中，发现多件羊和黄牛的骨骼，说明当时甘肃中南部地区已经开始养牛牧羊，而且很可能是从西亚-中亚地区传入。可见当时东西方彩陶存在交流当非偶然现象。
        在甘肃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和宗日类型的几件陶盆上彩绘有舞蹈纹图案，类似图案在西亚和东南欧等地从约公元前9000年开始就较为常见。与马家窑文化年代最近者，是属于伊朗北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的锡亚尔克三期文化彩陶上的舞蹈纹图案。推测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图案的出现有受到中西亚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开始出现土坯，而土坯在西亚有近万年的历史，两者之间或许也存在关联。另外，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也不排除受到西方青铜技术影响的可能性。
        铜石并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包含彩陶、羊、牛、黍、麦等多种因素，尤以中国甘青地区与中亚南部、克什米尔之间的“彩陶之路”最具代表性。这时期的交流虽然只是处于肇始阶段，并没有深入到中原腹地，但已经给东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定影响，尤其是驯化黄牛和羊的引入，使得中国西北地区在主体农业之外出现畜牧业，较大地提高了当地人群适应偏干旱环境的能力。
        文明角度的中国，伏羲时代已经起源，到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又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目前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能够较为清楚地勾勒出伏羲沿河而来的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这段文明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特征分明的阶段：分化、融合、统一。特别具有颠覆性的生产力的产生，往往会造成原始人类新的扩张，生活在东西文化交集点的伏羲部族，有更多的机会融通中西亚文化、草原文化，形成更为先进的生产力的拥有者，有更高的能力对外扩张，分出已受狭窄河谷地形生存影响的部分部族，一路向东发展，进而定居于地形和气候条件更好的豫东平原，完成部落的迁徙过程，更好地进行繁衍和壮大。
        总而言之，伏羲部族由天水迁徙至中原，是陇东地区的地形地貌，新石器时期气候的变化，及在当时取得更为优秀的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说明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我们的祖先一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洪荒之时就开始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获得生存权的伟大过程。这个过程应当是漫长而艰辛的，也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文明的雏形，形成了我们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整体思维、天人合一，尊祖崇先、以人为本，追求秩序、稳定执中，勤劳坚毅、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四大古代文明传承至今的民族，而且，还会继续发扬光大，万代千秋！